三十七岁那年我在路纸概率表上栽了个大跟头，之后停了两个月没碰。那两个月我想通一件事：不是我打不好，是我打得太投入，把手上的牌当成了日子的一部分。
节后第一天是最清净的，早上十点进去，整层楼开着四张台，一个人没有。荷官见你坐下会很客气，问要不要水。我每年都挑这天来打一整天，状态也最好。
城市之间连筹码的形状都不同。有的是圆形带凹槽，有的是八角。八角的好叠，圆形的容易滑。换城市打牌，头半小时我都在适应筹码的手感，手感不对就一直打不顺。
有的荷官记性好得吓人，隔了两周还认得你，会问你上次那把大注后来怎么样了。这种话听着舒服，可也提醒你，你的记录在别人脑子里存着，你输的时候也一样被记着。
台面的绒布颜色也是分层的,楼下是深绿,中厅是暗红,包间是灰。这个我没查过是不是规定,但看多了确实能靠颜色估出这层的门槛。走错层的时候,你不用问,坐下就知道不对。
现在我进场前会先看一眼台子，看限额、看人多不多、看有没有人在旁边站着。这个动作花不到一分钟，却替我挡掉了很多后来会后悔的事，比复盘管用。
那天我给自己划了一条非常蠢的线，说输到一半就走。可输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半已经变成了一份新的本金，我按新的本金又划了一半。这条线会跟着钱一起往下走。
结伴去打牌有个副作用，就是谁也不肯先走。两个人都输着，谁先站起来谁像是在认怂，于是两个人都多坐了两个小时，谁也没赢回来。
进场前把手机塞进车里，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整晚不自在，像少了个东西。可不自在的那一晚，是我那几个月里唯一一次按时收手回家的。
赢了就走、一秒都不多留的那种人我见过，一开始觉得他胆小心窄，后来才明白他是把走当成一个独立动作在练，练到不用下决心，起身就是起身。
我给自己的单注上限是本金除以两百。三万本金，一把最多一百五。这个比例低到很多人笑我，但它的好处是，就算我连输三十把，还剩八成的钱，还有机会把节奏找回来。
按小时工资折算是我后来才想到的。我一个小时挣六十，一把下三百，等于白干五个小时。想清楚这个之后，三百在我眼里就有了重量，不再是个可以随口说出来的数。
二十份本金的分法我用了四年：把总额切成二十份，一份就是一个格子，上桌前只带三份，其余留在卡里。这不是怕，是不给自己临时改主意的机会。人一输就会去动那笔本来不该动的钱，切碎了反而动不了。
一把下多少，我压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之间。二十份本金，一份是百分之五，那我一把只下五分之一份到五分之二份。听起来小得可怜，但这样连输二十把才见底，连输二十把这种事我这几年只碰上过一回。
我拿真牌做过实验，八副按标准规则打完，记下每一手的牌，回算如果每一手都按最优选择押注会怎样。结果在完美信息下优势是百分之一点二，这还是上帝视角。人做不到上帝视角。
有些荷官会在发牌前拍一下牌靴，把牌震下去。这个动作被很多场子禁止，因为震动会让牌错位。看到有人拍，我就知道这家培训不到位，拍靴的声音我听得出来。
单手期望是线性的，下注额翻倍期望也翻倍，符号不变。上限是非线性的，它在某个点把曲线折断。所以研究上限比研究注码更有意义，这个弯很少有人拐过去。
换荷官的时候牌靴要交接。前一个把靴推过去，后一个接手后要检查切牌卡还在不在。卡掉出来了，这一靴的剩余张数就没了参照，全靠估，交接乱的地方，后面都乱。
齐整里藏着的东西，我得靠并排看才找得出来。把两靴齐整的路摆在一起，能看出哪边的落点更靠上。这种差别小得可怜，但方向就是从这种地方出来的。
我不觉得手机比纸高级，也不觉得纸比手机踏实。差别在用途：手机适合当场快记，纸适合事后摊开复盘。两样都用，各管一段，比死守一种强，也更知道自己错在记哪一步。
起步阶段练什么，我说练离桌。规定自己赢三份走、输三份走，练一个月比研究任何路都值。离桌这个动作看着简单，做起来最难，尤其赢着的时候，我练了半年才做到不太挣扎。
只记输赢没有用，还要记当时的状态。我在记录里加了一栏睡够没有，加完发现睡不够的那些场次，加注次数是平时的两倍多，输掉的份数也差不多是这个倍数。
有朋友问水位怎么比别家低，我说低水位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。它只是把你的长期成本换了个形式，从明处挪到暗处。我宁可看见贵在明处的那种，起码知道自己每一手在付什么。
结论我给不出，能给的只有这本记了七年的册子。册子里有一百多次犹豫，每一次犹豫都写成了一行字，这些行加起来，比任何道理都结实，也都难看。